《周易》与 现 代 文 明

 张文智

 众所周知，《周易》在中国一直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儒家、道家思想皆与《周易》密切相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周易》与佛教亦逐步形成互相诠释之局面；传统中医学家则多从《周易》汲取营养而建构其中医学体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总结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因此，《周易》已渗入到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各个层面，不了解《周易》，就不可能对中国思想与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

而在1840年中国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逐渐意识到中国在思想和制度上的落后，是导致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因而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中国的现代化也随之进入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把中国在思想和制度上的落后归结为文化上的落后，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周易》也因此受到连累。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周易》也因之成导致中国落后、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因此，人们一般会认为，《周易》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而根据我自己几十年来对《周易》的研究，发现《周易》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与现代文明有许多相关之处，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文明某些不足。

一、河图、洛书与现代文明

《周易》所蕴含的本体生成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特别的认识整个世界的视角。《周易》既蕴含着宇宙本体论，又蕴含着心性本体论。其宇宙生成论主要体现在“河图”“洛书”及文王六十四卦的排序之中。

《周易》由象、数、理、占四个有机部分组成。“象”主要指八卦、六十四卦之卦象与爻象。关于八卦的来源，《周易·系辞传》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出土文物来看，中国古代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巨今6500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1987年在河南濮阳出土的龙虎图（图1），即可证明这一点。在这个图中，用河蚌壳摆成的“龙”与“虎”分别放在墓主人的东面和西面，与当今风水学中“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正好相合。根据碳十四检测可知，这是一个巨今约6500年的墓葬。根据北京大学考古系冯时教授的考证，当时的人们已经基本上把天宫中的28星宿划分为“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四个部分。

图1：龙虎图

《周易·系辞传》有这么一段话：“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提到了“河图”“洛书”。对于这两句话的意思，中国传统上认为，伏羲时代（巨今8000多年之前），在黄河里面出现一匹马，该以为龙头马身，马背上有一幅图，叫“河图”；伏羲河图的启发而制作八卦及八卦图，后人称其为先天八卦图（见图9）。大禹时代（巨今4000多年之前），在洛河（黄河的一个分支）里面出现了一匹神龟，龟背上有一幅图，叫“洛书”；大禹受此启发而成功地治理了洪水；周文王（前1152—前1056年）据此而制作后天八卦图（见图11）。

图2：河图、洛书

图3：河图                  图4：洛书              图5：洛书之数

后人一般将河图（见图3）解读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这一图式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有紧密的联系。在这一图式中，一、三、五、七、九等五个奇数属于天数；二、四、六、八、十等五个偶数属于地数；水、木、火、土、金则属于五行。 其中一、二、三、四、五等五个数是生数，六、七、八、九、十等五个数是成数；且六与一、七与二、八与三、九与四、十与五之差皆为五，可见“五”在此图中具有至关重要性。在这十个数之中，一、三、五、七、九为阳数，用白点来表示；二、四、六、八、十为阴数，用黑点来表示。显然，河图体现是一种理想的阴阳五行平衡协调的状态。该图中间的五个白点所显示的“五”发挥着核心作用，而这五个白点又以其中间的那个白点为核心。此“五”与“一”扮演着超越或形而上的角色，与下文所说的《周易》中的“太极”（○）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家不要以为此图是老古董了，好像与现代文明没有关系，实则与现代文明有紧密的联系，且可以弥补现代文明的某些不足。众所周知，阴阳五行学说主要运用于中医药学之中，殊不知此学说还可以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之中。中医学主要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诊断人体的疾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五脏六腑之间的阴阳五行是平衡协调的状态，他/她就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如果其脏腑之间的阴阳五行失去平衡，其人身体就处于疾病状态，中医师就会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为其开药治疗，或通过针灸、推拿等方式为其进行治病，以期令其脏腑间的阴阳五行重新回到平衡协调的健康状态。同样，人们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可以大体分为工、农、商、学、官五类。如果在一个国家或省份中这五类职业处于平衡协调的状态，就说明这个国家或省份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否则就处于疾病状态，这样就存在许多隐患并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发生。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知识份子的人生目标则是做官，故当时只有“农”“学”“官”受到重视，而商业和工业则处于被贬抑的状态，阴阳五行之间严重失衡，这才是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目前中国许多年轻人努力想进入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业工作，也说明中国的社会目前也处于某种病态之中。五行之间的平衡是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来体现的，其相生的次序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其相克的次序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见图6）。据此我们也可判断某个行业的盛衰。比如，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房地产业（属土）和金融业（属金）过于发达，根据五行相生的理论，土生金，所以金融业的发达是由房地产业过热导致的；根据五行相克的理论，金克木，说明如果金融业过热，制造业（属木）就会受到挤压。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

同样地，河图所寓示的阴阳五行理论也可以用于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处理健康发展的状态。比如，对一个企业来说，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综合也可以与五行相配应；如果这五个方面处于平衡、协调的状态，则说明该企业就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健康企业，否则就是一个病态的甚至走向死亡的企业。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十分流行的一种古代算命术——四柱命理学——其理论基础也是阴阳五行学说，据此人们可以明了自己的命理适合何种职业，并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人生规划，少走湾路，从而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许多身心方面的疾病。

图6：五行生克图

在殷墟卜骨中，有一整片甲骨刻有从甲子到癸亥的“六十甲子”文字。由于“六十甲子”中的天干和地支有其阴阳五行属性，说明阴阳五行的理念至少在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末期就已经存在。

图7：商代六十甲子图

五行之间的平衡协调是通过阴阳的合和或平衡协调来实现的，河图所寓示的“天生则地成（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生则天成（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之理念就体现了阴阳合和、互补的理念。也就是说，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想成就一件事情或事业，就必须做到阴阳合和、互补，这样其事业才会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如果其内部阴阳分离、对立，其事业就会走向衰微和灭亡。显然，河图显现的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共存的的宇宙图景。据此亦可知，一个开放的、多元共存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比如，就世界各类宗教来讲，大体都不会超出儒、释、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教）五大宗教；如果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这五大宗教立和谐共存、相互学习，就说明这是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或社会；否则就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敌意的国家或社会。开放性、多元性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特点，因此，河图所寓示的阴阳五行平衡协调理念，与现代文明的理念不但不相悖，其整体性思维还可以弥补现代文明的线性思维的不足，就象中医学的整体性思维可以弥补现代西方医学的不足一样。

由此可知，河图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生成图景。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中，“天道左旋，地道右旋”。具体到河图之中，阳数之一、三、五、七、九顺数，体现的是天道左旋（即顺时针方向）之运行轨迹；九为老阳之数。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阳数终于西方之九，即交于同方之四。阴数之四、二、十、八、六逆数，体现是“地道右旋”（即逆时针方向）之运行轨迹；六为老阴之数。由此可知，九、六为天地之主数，而《周易》乾卦之“用九”、坤卦之“用六”，皆基于此；而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凡是阳爻()皆用“九”来表示，如乾卦之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等等，凡是阴爻（）皆用“六”来表示，如坤卦之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等，亦基于此。

后人一般将洛书（见图4）描述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在中央”。从洛书的数字之顺序可以看出，由“一”至“三”仍为顺行，而由“七”至“九”则变为逆行；由“四”至“二”变为顺行，而由“八”至“六”仍为逆行。这体现了洛书重交错、重变易之特点。河图、洛书皆是为了显明天地之生成，而“河图明天地之生成者，所生成为五行，其位限于五。……洛书则由河图而推其变化，以极其用，所象在生成之后自五行推至九宫，以明生化之序，由二（指阴阳二气）五（指五行）而可推至无穷也”。在洛书这里，阳数一、三、七、九等居于四正之位，而阴数六、八、四、二等皆居于四隅之位，这是因为洛书重在用，“用者以阴从阳，以阳统阴，阳主阴从”。而不管是河图还是洛书，其中心位置皆是“五”，此“五”即指《周易》中的“不易”之本体，可用先天“太极”（○）来象征之。此阴阳五平衡协调之机制正是天道之自然显现。

洛书这一体现后天世界阴阳交错之复杂性的特点，对现代文明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当今所处的世界虽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线，但仍有自然灾害、观念的对立乃至战争在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安全。洛书给我们的启示是，不管在何种混乱的状态下，人们只要有五行平衡协调的观念，就可以据此引导混乱的局面恢复和平与安宁，并引导整个世界顺应天道而出现“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泰·彖》）之“生生不息”之局面。由此可知，河图、洛书所蕴念的哲理有助于我们处理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人们内心的安宁。

二、六十四卦排序与现代文明

《周易》中的宇宙生成论还体现在其六十四卦的排序之中。

《系辞传》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就是今人所说的伏羲八卦即先天八卦之生成次序。传统上认为，伏羲“一画开天”，这里所说的“太极”，即伏羲之“一画”。“太极”即“一”，“图而象之，则为○，此示浑然之气也；以其既具动静也，则为，示已生两仪也”。后人便将《系辞传》这段话用图来示之，称之为“伏羲八卦次序”（图8）及“伏羲八卦方位”图即先天八卦方位图（见图9），而将《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一段用图来表示之，称之为“文王八卦次序”（见图10），将“帝出乎震”一段所述用图表示之，称为“文王八卦方位”图即后天八卦图（见图11）。显然，先天八卦图具有阴阳分列和循环往复性之特点，即从震[]之一阳，至兑[]之二阳（离[]亦为二阳之卦，其所处位置象日出东方），再至乾[]之三阳，为阳之列；从巽[]之一阴，至艮[]之二阴（坎[]亦二阴之卦，其所处位置象征月升西方），再至坤[]之三阴，为阴之列。从时空一体的角度来看，乾为天，坤为地，离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坎为月亮从西方出现；从震至乾为阳息阴消之阶段，从巽到坤为阴息阳消之阶段；从一年中阴阳二气存在状态的角度来讲，乾对应夏至，坤对应冬至，离对应春分，坎对应秋分，震、兑、巽、艮分别对应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先天八卦图中，乾坤即天地尚未交合，故不能产生万事万物，这是通过后天八卦图来显现的。在后天八卦图中，代表男性之乾[]（父）、坎[]（中男）、艮[]（少男）、震 []（长男）四卦置于左下方之位，而代表女性之巽 []（长女）、离 []（中女）、坤[]（母）、兑[]（少女）四卦则置于右上方。由于代表男性的阳气上升，代表女性的阴气下降，一升一降，阴阳交合，故整个后天八卦图有“男下女”（《咸·彖》）之阴阳交济、交错之象。

                 图8：伏羲八卦次序图          图9：先天八卦方位图

                 图10：文王八卦次序图            图11：后天八卦图

同理可推知，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二者一为始，一为终。太极（○）及先天八卦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存在，而后天八卦则是道体之显现，代表的是具体的事物。先天生后天，后天之中有先天。

由于河图与先天八卦图皆有阴阳分列之特点，故后人认为先天八卦图乃受河图启发而作；由于洛书与后天八卦图皆有阴阳交错之特点，故后人认为后天八卦图乃受洛书之启发而作。河图与洛书之关系亦如伏羲八卦与文王八卦之关系，一属先天，一属后天。

如果再据《系辞传》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加一倍法”，在八卦的基础上继续推衍三次，就可以得出六十四卦，称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即伏羲六十四卦卦序（见图12）。除此之外尚有《连山》《归藏》等多种不同的卦序，而传世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称为文王卦序（见图13）。伏羲六十四卦卦序乍一看很复杂，实则是先天八卦图的一种扩展版，彰显的是阴阴之间的对待与流行，故而并不复杂。由此可知，伏羲六十四卦卦序与文王六十四卦卦序之间的关系亦如先天八卦图与后天八卦图之间的关系，一为先天，一为后天；一为体，一为用，体用一如。

图12：伏羲六十四卦卦序

图13：文王六十四卦卦序

先天卦序主常，表现的是阴阳二气分行及其循环往复之有序性，可用两仪图“”来符示之，而其本源则为先天太极，可用“○”来符示之，即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后天卦序主变，体现的是后天世界阴阳五行之间交错变化之复杂性。这种阴阳之间的循环往复性（即先天性）与交错性（后天性）在今本六十四卦卦序（又称文王六十四卦卦序）之中皆有所体现。如屯卦[，3]与蒙卦[，4]为一对相耦之卦，前者下卦为震[]为雷，有奋迅上升之势，上卦为坎[]为云，有云气上蒸之象，整个卦则有气之上行之象；后者上卦为艮[]为止，下卦为坎[]为水而下行，整个卦之气有上止而下行之象。两个卦合起来的气行之象正好可以用两仪图（）来象征，蕴含者二气分行及循环往复性。其余的每两个相耦之卦所形成的气行之象皆可用两仪图（）来符示之。这种循环往复性即寓有“物极必反”之意，主要体现于“否泰反其类”（《杂卦传》）或“否极泰来”“盛极必衰”等说之中。

文王六十四卦卦序将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自乾[，1]、坤[，2]至坎[，29]、离[，30]三十卦为上篇；自咸[，31]、恒[，32]至既济[，63]、未济[，64]三十四卦为下篇。“乾坤坎离如四柱，震巽艮兑如四隅，以共成一室，而人物在其中。上经仅及四柱，有方而未圆；下经始述明四隅，极规复有矩”。由此亦可以看出，文王六十四卦卦序与先后天八卦图有紧密的联系；而明白了先后天八卦图之寓意，自可按图索骥，明了整部《易经》之建构及先后天之关系。上经乾[]坤[]、坎[]离[]阴阳分列，多体现阴阳分行之先天性；下经则以艮[，]兑[，]震[，]巽[，]错综成用，多体现阴阳交错之后天性。从全易卦象的角度来看，则伏羲卦序为先天，文王卦序为后天，“若就文王卦言，则上篇为先天，下篇为后天”；上经主要讲天道，下经主要讲人道。

综上可知，文王六十四卦卦序蕴含着从先天到后天、从简单到复杂的、愈变愈频的宇宙生成规律，是一幅气数演化模型，是“道”的一步步展开与显示，而其生生之源则是先天太极（○）。故人们通过运用50根蓍草或3个铜钱所筮之卦，就可以告诉人们目前的处境及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或行或止之因应措施，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时中”，如此就可以顺道而行、获天之佑。而如果人们已将此演化规律了然于心，则不必通过占筮亦可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以及每个人目前处于某卦或某爻所象征之情势，以及下一步应采取的或行或止之因应措施，从而做到与道合一或与天合一。

由此亦可知，《周易》对整个世界演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故而对现代科技乃至现代文明持肯定态度。它既注重形而上的领域，又注重形而下的伦常日用；既注重出世间法，又注重世间法。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与现代文明的精神并不相背离，还可以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提供一个综合的、整体性的视角。

三、心性感通、感化与当代文明

 《周易》不仅蕴含着上文所说的宇宙生成论，还寓有一种心性本体论。此心性本体论与现代文明有内在相关性。

众所周知，《周易》包含六十四卦及其卦辞，每一卦皆由六个爻及相对应的六个爻辞组成。作为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坤两卦与其它六十二卦的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乾卦有“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之辞，坤卦有“用六：利用贞”之辞。关于“用九”“有六”之意，易学史上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我们把《周易》经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会发现其所蕴含的本体论意义。

虽然文王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首，而《乾·彖》则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御天”，《坤·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故乾之上有“统天”“御天”之“乾元”；坤之上有“万物资生”之“坤元”。《乾·文言》曰“‘乾元’用九”，故“乾元”与乾卦“用九”之辞相对应；相应地，“坤元”用六，故“坤元”与坤卦“用六”之辞相对应。

“‘乾元’用九”乃象外之象，意即“‘乾元’用九”之“见群龙，无首吉”之辞不是乾卦[]中某一具体的爻辞，亦即不能用乾卦某一具体的爻画来对应其义。由此可知，“乾元”之体不可见，而其用可见，见于全易之阳爻而称“九”者，凡阳爻皆为“乾元”之用。同理，“‘坤元’用六”亦为象外之象，意即“‘坤元’用六”之“利永贞”之辞不是坤卦[]中某一具体的爻辞，亦即不能用坤卦某一具体的爻画来对应其义。与“乾元”相似，“坤元”之体虽不可见，而其用可见，见于全易之阴爻而称“六”者，凡阴爻皆为“坤元”之用。

乾坤“二元即两仪（）也，二用即两仪之德”。显然，这里的阳仪对应“乾元”，阴仪对应“坤元”，“‘坤元’亦‘乾元’之所出也”。乾坤二元乃“非随形物生灭者也”，故为变中不变之存在，乃永恒的、超越的形上之存在。“乾元”与“坤元”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为阳主施，一为阴主受；一为气（之）始，一为形（之）先”；《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象》则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故乾元主始，坤元主终。而乾坤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周易·系辞上》）；乾主气，为道之全，坤主形而包于天。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天太极（〇）与“乾元”即两仪（）中的阳仪之间的关系。由于“乾元资始，独接先天”太极（〇），故“太极（〇）生两仪（）”之后，纯阳之元气仍存在于阳仪之中。换言之，“乾元”虽然在两仪生成之后与阴仪互环互抱而共主生成，但只有“乾元”能够“独接先天”太极（〇），“以太极之初，元气浑沦，独为阳也。而两仪既分，（乾元）仍为阳精”；而作为阴仪的“坤元”则没有此性能。因此，在两仪生成之后，“乾元”即可代表先天太极（〇），故与“乾元”相对应的乾卦“用九”之辞“见群龙，无首吉”才有如此之寓意：“‘群龙’者，众善人也，在天界言，则出三界；在道德言，则太极之初也”，亦如佛教净土宗所说的众佛菩萨所居之极乐世界，故可用“〇”来符示之。由此亦可知，“太极（〇）动则阴生，……静则阳复”。

如果进一步向下落实，乾坤亦分别对应于两仪图（）中的阳仪与阴仪。人在天地之间，为天地即乾坤之合体。乾为人之心性，坤为人之身命。与心性相对应的阳仪主施、主始，而与身命相对应的阴仪则主受、主终。只有“施”而没有“受”，则阴阳不协而万物不生；只有“始”而没有“终”亦不符合天地生成之旨。故如果只有“心性”而没有“身命”则意味着有施无受、有始无终；如果只有“身命”之躯壳，而无“心性”之指导，则无始亦无终。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身难得”等说法皆是强调“性”与“命”之不可偏废以及“人”在天地人“三才”中之重要性。

由于道“在天为神，在人为性”，“性”为生生之本，可用“〇”来符示之。 在后天世界，性情皆居于心，在此“性”可用两仪图（）中的阳仪来符示；“情”可用此图中的阴仪来符示。而“情生于性”，犹如“‘坤元’亦‘乾元’之所出”，而后天之性、情可上推至先天太极（〇）所符示之纯性。

《周易》所说的先天太极（〇）之境不仅仅是形而上的逻辑推证，更可以通过人之心身来体会之。《系辞传》提出的“洗心”及“退藏于密”之法，皆是为了达到此境界。《大学》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之语，此即修得此境的路径及次第工夫：

夫“知止而后有定”，是定其外也，……心身皆定，而后可求真静，故“定而后能静”。静者，静其神，定其气也。……“静而后能安”者，静其神意，息其气息，如止水，如明月，一波不兴，一尘不染，而无所怯惑，无所思疑，神意湛然，气息悠然之候也。……“安而后能虑”者，既安于静，澄然晶然，光明自生，智慧自足，神气盎然，气息随化，静中真机以见，生意以出，而纯乎至善之境，即在前矣。……此“虑”字，纯以真慧观察，性光所照，毫无私念尘思扰杂于中。故一同而进于至善，是即所谓“得”也。“得”者，得至善之境而常止之也。

孟子（前392—前289年）之后，此等儒门内功心法失传，故“儒教至秦后，其所传已非圣人之全旨，如‘止至善’、‘用极’及‘格致诚正’诸义，均无实行之功。学者仅为文字解说，故其所成先失其本，而病弊百出，世常以为诟病”。佛、道二家多有静功修炼之说，今可借鉴为用，以实证道体与“至善”“至诚”之境界。

人们通过《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次第，就可以达到这一“内止至善”之境界，为“内圣”之功，由此而往外推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个阶段称为“外明明德”，为“外王”之行。这“八目”之间环环相扣，如果一个人不能齐家，则说其修身之工夫还有所不足；身不修则由于心不正，心不正则由于意不诚，意不诚则由于知不致，知不致则由于物不格。因此，格物是最为基础的工夫。但对于如何“格物”，《大学》并没有明确地给予回答，通过证悟《周易》所蕴含的宇宙生成论及心性本体论，我们就可以知道“物”之所来及“情”之出处，这样才能更好地格致诚正，并由此外推至修齐治平，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而这种“内圣外王”之道在《周易》这里是通过感通、感化来实现的。

《咸•彖》有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吉卦都是阴阳相互交感程度较高之卦。通过比较六十四卦之卦爻之象，我们可以发现，一般阴爻在上、阳爻在下之卦（如复卦[]、临卦[]、泰卦[]等）或阴卦在上、阳卦在下之卦（如益卦[]、咸卦[]等）多为吉卦。也就是说，只有做到阳来就阴、尊来就卑、上来就下才能有效地实现感通、感化，这也是阴阳平衡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阴阳交感、上下交济是感通之内在运行机制，而先天太极（〇）之境为感通、感化之本体大源。故《中庸》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也就是说，只有达到先天太极（〇）即“至诚”的境界，才能感通、感化他人及天地万物。这就是《周易•系辞传》所说的“寂然不动（〇），感而遂通（）”之意。自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之后的历代易学家，正是没有从这个角度解释《周易》，他们的解读是只在为“三纲”“五常”及意识形态做注脚，从而偏离了《周易》的主旨与本义，故没有帮助中国实现现代性转化。

《周易》中的心性感通、感化思想对现代文明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科学主义及向外追求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人们只是一味地向外追求，就会产生心理方面的问题。正是受《周易》与道家思想的启发，荣格（C.G.Jung，1875—1961）才建构了其分析心理学派，在治疗人心理疾病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德国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泡利（Wolfgang Ernst Pauli，1900-1958）的抑郁症，皆是通过荣格的心理分析治愈的。当今在西方欧美国家十分流行灵修、禅修、静坐等活动，皆与《周易》的心性本体论有内在关联。此类活动可以有效地开发人的创造性，从而可以为科技的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有报导称，乔布斯（Steve Jobs，1955—2011）、马斯克（Elon Reeve Musk）以及谷歌（google）公司的高层，皆是此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此类活动也为他们的科技创新及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结 语

《周易》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与《周易》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其落后是由历代的易学家对《周易》的误读导致的。他们对《周易》的解读是在为“三纲”“五常”以及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做注脚，从而导致中国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落后。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周易》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与现代文明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有效地推动并完善现代文明的发展，为人们的身心健康发挥积极的作用。相信其经过多年的、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之后，《周易》一定可以成为整个人类世界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作者简介：张文智教授现为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英文版）执行主编，澳门城市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