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时期易学观念在吐蕃的传播及影响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 魏冬
【摘 要】早在唐蕃时期，易道文化就传入西藏，对藏民族的生活发生重要影响。在藏民族的传统习俗如佩饰挂件、风水堪舆、天文历算、干支纪年、占卜中都有易道文化的渗入。
【关键词】 风水堪舆 天文历算 干支纪年 占卜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等观念，是基于《周易》《尚书》等古代典籍形成的易学基本观念，是传统中国哲学中儒释道共用的、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一个概念，包括风水、历算、医学等知识和技术中，阴阳五行都是其基础理论。“易道”是中国传统学说和技术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理论基础，特别在中国汉族文化影响深远，那“易道”是否传入藏地，对藏民族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一问题，易学界长期疏于探讨。本人曾经在藏地工作，对周易文化在藏地的传播和影响有所关注，兹据所见和相关文献，对此一问题探讨如下。
一、易学基本观念在吐蕃的传播
阴阳五行观念起源甚早，《国语》解释周幽王时的地震时，就已用到阴阳之气，“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春秋时期，阴阳已为时人论事时普遍使用。同时五行的观念也很兴盛，《尚书·洪范篇》有早期人们对五行的最系统的论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穑”。阴阳五行观念弥漫春秋战国时代，以至于这一观念在百家争鸣时期融入各家各派的学说和思想中，成为中原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底色。早在吐蕃甚至更早的时期，中原的阴阳、四象、八卦、九宫、十天干、十二地支的概念就先后传入吐蕃，并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将以上多种文化元素综合在一起，且具有藏地特色的实物表征——藏式铜镜（མེད་ལུང་）。对于这一实物例证，王尧先生曾在《从“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在西藏看古代哲学思想的交流》一文中予以考述，而本人在藏地生活的过程中，也多次见过这一铜镜。现结合所知，以这一实物例证为例并结合王尧先生的考述，对具有藏地特色的这一文化符号作一具体的分析。
藏式铜镜，藏语称为“མེད་ལུང་”（麦隆），是藏民族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佩饰挂件。根据笔者所见，藏地的藏式铜镜多具有比较固定的制式，一般呈圆形凹凸两面，上有小孔穿丝线以悬挂佩戴在腰间，多为男子辟邪护身之用。在铜镜的凸面，一般为平滑样式，或者铸有金刚杵；而凹面则格式较为固定，其图案如下：
王尧先生根据铜镜实物，绘制了一个示意图，如下：
为了便于分析，现将此镜面中的文化元素分组介绍如下。（1）在镜面和示意图的中心内圆，是由藏文数字༡、༢、༣、༤、༥、༦、༧、༨、༩，即1、2、3、4、5、6、7、8、9组成的一个“三三幻方”，即上、下、左、右、斜、直，其总和都是15。藏人称之为 pho brang dgu gling，即“九宫”。（2）在示意图的由内向外的第二层（这一层在上实物图中没有），即其左、右、上、下依次分布着ཤིང་གཨེར་མེ་ཆུ་，而第一层九宫中间的“༥”，既是数码字代表5，又与藏文“土”（ས）写法一致，其一举双用，即是汉地之五行以配五方，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土。（3）在镜面和示意图中第三层为方格，其内是用卦象（从外向内看）表示的八卦和方位。依次分布的是：东方震卦、东南巽卦、南方离卦、西南坤卦、西方兑卦、西北乾卦、北方坎卦、东北艮卦，这一分布顺序与汉地的后天八卦图一致。（4）在镜面的外圆，是十二生肖图像，示意图用藏文表示。从示意图的七点钟位置（或实物的六点钟位置）顺时针数，依次是：བྱི་བ（子鼠）、གླང（丑牛）、སྟག （寅虎）、ཡོས （卯兔）、འབྲུག （辰龙）、སྦྲུལ（巳蛇）、རྟ（午马）、（未羊）、སྦྲེལ（申猴）、བྱ（酉鸡）、ཁྱི（戌狗）、ཕག （亥猪）。这个顺序和汉地十二生肖、十二地支的排列顺序相通。但仔细比较而言，实物图中十二地支各个所在的位置更为准确。（5）其五，在实物图的最外围，是一个头在上，以四爪紧紧环抱以上内容的神兽形象。这个神兽，在藏语中被称为“སྲིད་པའི་རུལ་སྦལ”，意思是掌管世间轮回的神龟。这一神兽形象，与《河图》中的神龟相合。
可见，在这一小小铜镜中，汉地的阴阳、五行、八卦、九宫等汉文化元素，已经被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符号，作为护身之用了。这个在藏地普遍流行的实物，充分证明了汉地易学文化观念在藏地的流行和藏族人们对他的认同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铜镜所表达的基本观念中，也存在一些和汉地的差别：
其一，关于五行和阴阳。藏族称五行为“ khams Inga ཁམས་ལྔ＂，分别指木“shing ཤིང་”、火“me ་མེ”、土“sa ས＂、铁“lcags ལྕགས”、水“chu ཆུ”。这与中原地区的五行完全一致，特别是把汉地的“金”理解为“铁”，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比较准确的理解了。古汉语中的金是指金属，而铁是当时最常见的金属，故而用铁来代指金。还要注意的是，五行的观念和阴阳、十二支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藏历中阴“mo མོ ”与阳“pho ཕོ”分别同五行结合，组成十个符号，如阴木、阳木等符号，再与十二生肖配合就形成了后世西藏通行的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纪年法。
其二，关于九宫。在上图的九宫幻方中，藏文1—9九个数字的分布如下左图，而中原的河图则如下右图：
不难看出，藏式铜镜中的九宫数字的分布和河图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者，只是藏人的九宫图取字码，河图取图像而已。
上面藏式铜镜中的图案，已经充分的表明藏族传统文化中已经吸收汉地的阴阳五行。那汉地的阴阳五行观念是什么时候传入西藏的？王尧先生依古汉语发音类比，藏语中的八卦发音与上古汉语发音十分接近，可以推测其传入吐蕃的时代正是在隋唐时期。吐蕃时代，阴阳五行之类的观念也进入藏族的日常观念中。此外，先秦时代中原地区的八卦观念也在唐代传入吐蕃，藏语中的八卦写作“spar kha brgyad＂，乃是一个音意合译词， skar kha即用藏文拼写“八卦”的音读，而 brgyad则是藏文“八”之意。藏语里还对八卦每卦的卦名和含义都有译语一一对应，如乾（khan），释义为天（gnam），坤（khon）释义为地（sa）等。
二、地理堪舆
堪舆又称风水、形法，中原的堪與之学起源甚早，不过却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此词最早出现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一书中，其中有“堪與徐行”一句，此处的堪舆指的是北斗星辰的神名。到西汉中期，已有堪與家出现，续补《史记》的褚少孙曾回忆过一件自己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趣事，是堪舆家与其他几种阴阳五行学家关于娶妇的争论，“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此时的堪與家大概也是属于利用天文地理知识推算吉凶的一类人。然而后世的堪與家的职能主要是相度阴宅、阳宅，乃是一种地理选择术，事实上，古代的人们对于环境有相当的依赖性，特别是宅基的选址要与自然山川相适宜，故而堪舆相宅则是依据天、地的具体环境来选择住宅的地点、范围以及时间。风水之说，在唐代得到蓬勃发展而走向成熟，涌现出一大批堪與名流，如李淳风、僧一行等人，同时讲解堪舆术的书籍也大量编成，如《宅经》《管氏地理指蒙等》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堪輿之学在汉地的成熟，为吐蕃对此术的吸收和运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7世纪初，吐蕃王朝完成青藏高原的统一，迅速崛起，在向周边扩张的同时，与唐朝发生频繁而直接的接触。中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开始逐渐传入吐蕃，而堪與之学随着唐蕃之间的长期交往而传入吐蕃，并在后世融入西藏文化之中。
在藏族的历史记忆中，文成公主是将堪與术大规模地引入和运用到实践中的代表人物，《贤者喜宴》记载，在文成公主入藏时曾运用“博唐”（ spor thang）之术推占出吐蕃境内山川地域的吉凶，并设计好了镇压之法：
是时，文成公主摆好“博唐”进行卜算，悉知世界有四大地方。往东走向的大山奔茄山脉之北方，有一大象国犹如盛开的莲花：往东走向的雪山山脉以北有雪城，犹如魔鬼仰卧。玛拉雅的北方有世界之中心，犹如宝贝洲。在增丹河的北方有大象洲，犹如花儿洲。雪域魔鬼仰卧之中心，有魔鬼的心脏，沃唐湖便是魔鬼的心血，湖边有两座的山是魔鬼的心骨，危害众生，遂用国王之宫殿镇。在其四周有像乌龟和蝎形，便是魔鬼之随从，所有山脉的走向聚集于中心。见于逻娑布满盗贼，品行不端者皆至此。并知彼具有五种凶地之龙宫，当以释迦牟尼尊者之像镇之。于是，在尊者佛像四方立柱四根，悬挂白绸帘幕，四力士护持，即如是供奉之。在王宫擂起欢乐会之大鼓，在神奇之街道上，所有人均盛装向外疾驱，（喧闹）之声犹如如地震。公主及臣工眷属人等驾抵王宫之东门，被住在索波卡宫殿中的墀（赤）尊发现，心想：（她们肯定在）建造供奉释迦牟尼像的一座神殿。汉人会占ト，可能还会建造别的庙。我是大妃子还没有神庙，不能在我前造庙。便严厉地对文成公主言道：“你有佛像，我也有三样奇异之佛像，一来我是大妃子，二来我来自佛教的故乡，故你不能在我之前修建庙宇。”文成公主回答说：“墀尊说的即是，你在下面的湖中修建寺庙，我在上面平坦之处也修一座庙宇。”说罢将白银马鞭扔到沃唐湖的释迦牟尼像前，墀尊羞愧难当，无话可说。
这段记述描绘了文成公主对吐蕃地形的观察分析，然后提出镇魔的设计，很明显是受到了中原堪與风水学说的影响。堪輿一词，在藏文中写作“sa dyad”，其本意就是地形、地势，分析、详察地形之意。
中原的堪舆术最重形法风水，即是以居住地及居住地周围的山川用形势来判定居住者的吉凶。在汉代即已有此方面的专著问世，《汉书・艺文志》就著录有《宫宅地形》一书，并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文成公主对吐地形的观察和分析，将中原堪與术中的形法吉凶之说融入了进去，把山川形势类比为魔鬼的各种器官，并给出趋吉避凶的一系列办法，也就是选择一些关键的地点来镇压魔鬼。而选择有利的地形，既消除灾祸又给自己带来益处，正是堪與术最重要的功能。后世因择地优胜而福佑子孙的事情，唐代的人颜为信服，唐初姚思廉著《陈书》，记陈武帝的霸业，乃在于祖先陈达择居的形胜，陈达选择在湖州定居后说，“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钟斯运”。后来他的子孙果然做皇帝。至于如何判定吉凶，加以趋利避害，则是堪輿术中的一个繁杂和系统的工程，要结合到历算、ト筮、五行、占ト等多种方法，可谓当时的“高科技”。
推占吉凶，藏文史书中大多会提到“博唐”（ spor thang）之术，此术大概是利用阴阳五行原理进行吉凶推算的一种方法，一般译为五行算经，堪舆术宣说的功能不但可以察看吉凶，更是可以改变吉凶，这样一种操作繁杂而功能强大的技术，给当时的吐蕃人以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面对掌握了这一神秘技术的文成公主，气场强大的大妃墀（赤）尊公主竟然表现得颇为忌惮，而吐蕃人则希望自己能够独占这一高科技。于是藏族传说中就有了唐太宗中计将汉地《五行ト辞》三百种全部焚烧，从此汉地卜辞消失的故事。而吐蕃得以独得这项技术，则是因为文成公主将焚烧后的五行算法的残卷收藏了起来，并带到了吐蕃。阴阳五行是堪與术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理，五行是构成风水说的一个重大根基，五行的相生相克之理在风水中广泛运用，构成了风水推占吉凶的基本准则。风水将一切事物附会成五行元素之一，然后通过这种相生相克原理判断吉凶。
唐宋时代堪與术中最流行的“五音姓利”说即是结合五行原理演生出来的相宅法，此法根据人的“姓”所属五音（宫商角徵羽）及其所属的相应五行（水火木金土）及五方的生克关系来推论宅位之吉凶。这一堪舆术在唐代民间十分流行，现存敦煌写卷中有大量相关文献存世，如P．3865《相宅阴阳书》残卷、P．3492《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在这些残卷中，把各种姓氏与五音和五行相配，推定吉凶，如宫姓人下有阴、乘、采、汜、冯、阚、廉、阎、任、槐、严、邯、益、刘、孔、郑、夫、米、孙、审、仇等姓氏。五音姓利的观念在中原堪與术中相当醒目，此说后来也为吐蕃人所接受，藏族传说中认为他们获得了五行算法的内容即是这一情况的反映，事实上在敦煌写卷中也有藏文书写的有关五音姓利的残卷，即P．T．127反面第10－28行间的内容，题名《人姓归属五音经》。
此份写卷藏文题名“人姓归属五音经”（ myivi ras pa dgu Aylm gang la togs pavi mdo），乃是一份汉地五音姓利文献的藏译本，首先论述的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然后列出了五音与五行各姓的配置，如论宫时写道：“称为宫（kung）者，土行（ sav srog）”，有汜（bam）、任（him）、严（vsam）、刘（Iivu）、郑（cig）、宋（aung）、孙（sun）、牛（agiou）等姓。这与之前的汉文相关写卷是一致的。显然，这样一份藏文写卷的出现表明，吐蕃人对堪中的五行观念及其运用有较为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也应该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敦煌文书中汉藏文堪與文献的出现，表明唐蕃民间堪舆术有广泛深入的交流。
2．镇妖伏魔：堪與术在吐蕃的运用及改造
在藏族记忆中，文成公主是堪與术最早的引进者，自然也是最早的运用者。事实上，在藏族史籍中，文成公主正是以他出神入化的堪與术脱颖而出，而被吐蕃人奉为神明的。作为次妃的文成公主，因为掌握了堪舆术这种当时的高科技，才能够每每在与大妃赤尊公主的斗法中占得先机。在藏族记忆中，文成公主“极善堪舆”给人印象深刻，《柱间史》是一部成书于11世纪前后，记述吐蕃时代，特别是松赞干布时期历史的古籍，其中有专章讲述文成公主利用堪舆术确定吐蕃的风水宝地和对不吉之地进行的镇伏改造。在这个故事中，尼妃赤尊公主因为修建大昭寺失败，不得不向文成公主求助，“文成公主极善堪與，想必自有妙法，不妨请教她”。然后赤尊公主派出侍女去向文成公主请教，“文成公主打开五行算历仔细堪舆”。在堪定风水宝地过程中，文成公主特别强调的对“不吉”之地的勘定和镇伏，他首先对侍女讲明，自已堪與过后，“已辨明地煞之相，需设法镇伏”，接着在断定八种风水宝地后，又指出要先行“伏魔除邪”，最后强调“若要修建神殿，先要镇妖伏魔”。文成公主认为从堪舆上看吐蕃之地吉兆大，吉地多，如拉萨一带，“在环绕拉萨的群山背后，东面之山形似美芙蓉争艳，南面之山仿佛珍宝璀璨，西面之山犹如宝塔林立，北面之山宛若瑞莲盛开。这都是雪域之地将广遍信奉世尊，光大弘扬佛法的象征”。尽管这段内容擦杂了一些佛教底色，但它的中原堪與因素还是很明显的。
堪舆中的形法派即特别注重选址周围的山势走向，判定周围环境的善恶。而选址注重山势，在唐代亦颇为流行。现存敦煌写卷中就有专论堪與中的山川形势的抄本－S．5645《司马头陀地脉诀》。这部堪與文书专讲山川形势对风水的影响。此部文书内容与形法派类似，如论山势，“山林郁茂足好，仙花树木忡（增）长。草木肥沃，山泉流水，鸟兽集中。土内青黄，地花鸟紫，如此之地，甚足名山”。而当时流行的堪與书中，也经常将山势吉凶类比为常见的事物形象，如唐初编纂的《艺文类聚》就有“青乌子称，山望之如却月，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贵；山望之如鸡栖，葬之灭门”等语。可见上述藏族传说中文成公主对土蕃山势的分析，大抵与此相同，都是将山川形势进行附会，只是把中原常见的对象附会为藏族熟悉的佛教意象罢了。
《柱间史》中最直接的表现汉地堪舆术的是文成公主对卧塘湖的勘定：“在卧湖的四周，东有自虎山，南有青龙山，西有赤山，北有乌龟山。这四座山便是修建神殿所应具足的山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原堪與术中常用的“四灵”要素，赤山藏文原本写作“ bva dmar mo vdra bavi ri”，其意即“如红色的鸟一样的山”，指的就是朱雀，而乌龟山，藏文原本写作“ ras sal nag po vdra ba”，意为好像黑色的龟一样的（山），即玄武。四灵是堪與术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风水吉凶推算的基本术语之一，经典堪舆著作《葬书》就有“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之说。四灵要素在汉代就已得到人们的普遍崇奉，被尊为镇守四方、驱除邪恶的神异之物，经常与建筑配合使用，在基葬中也经常出现。在《贤者喜宴》中，四灵的作用更为突出，已具有镇伏凶地的效用，“东方之白虎为下噶东、南方之青龙为温莫古曲、西方之朱雀为旬地之查玛岱东、北方之玄武为娘禅帕朋卡，上述具足四观察是为吉祥。如是，震慑诸种凶地，则一切福德之力即可获得，诸宝库亦可打开”。在中原堪术中，四灵与吉凶祸福关系密切的观念在魏晋时代就已形成，魏末管辂就以毋丘俭家墓四灵凶兆，占断其有灭族之祸，“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显然，吐蕃人用四灵来震凶地明显受到了堪與术的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四灵方位的使用上，吐藩却与中原不大相同。中原地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通常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而吐蕃史籍中除北方玄武与汉地一致外，其余都不相符。
除四灵之外，文成公主还把拉萨周围的山势定为八瑞相，类拟为首、目、口、颈、心、身、手、足等，与上述的那部《司马头陀地脉诀》颇为相似，“凡山罡形势，高处为尾，傍枝长者，近为头，实者为角，曲外为背，内为腹内（胸），中出为脊背者，为乳足”。不过上述这些因素对于吐蕃人来说只是一般性的符号借用，真正深入到他们文化中的堪术可能还是厌胜符镇之术，也就是文成公主一再强调的要辨明地煞然后加以镇伏的问题。 如《柱间史》中文成公主要求建寺前一定要行镇妖伏魔之术：
若要修建神殿，先要镇妖伏魔。应在龙妖出没的必经之路的路口镇之以白塔；在西北面铁围山下的女妖寝宫洞口，镇之以岩神怙主像；在惹冒切的龙王畏怖殿，镇之以世尊佛像；在东面黑罗刹的沙滩上，镇之以大自在天阳具。此外，还要对水怪地煞镇之以海螺，对黑蝎地煞镇之以大鹏，对黑魔地煞镇之以红塔，对大象地煞镇之以雄狮。当所有这些镇妖伏魔之事均告完成之后，再用山羊从彭波运来土石填平卧湖，然后方可在其上修建神殿。
对于堪與术而言，推占吉凶只是基本功能，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在一旦遭遇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化解灾祸，也就是说它必须有进一步的趋吉避凶的禳解方法，也就是厌胜符镇之法。这里藏族传说中所用的镇伏妖魔之术，显然受到了中原厌胜符镇法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解土法，即在修造宅地时，由巫师主持祭祀或作法施术，以达到驱除凶神或恶鬼的目的。此外，文成公主用大鹏、雄狮等对地煞进行镇伏，还可以看到中原堪與学禳解术中的埋物镇墓的某些因素。唐宋以来，汉地即有掩埋铁牛、铁猪镇伏地下土龙、水龙等地煞的堪與术，而这一办法，从文献上看竟出自唐玄宗时的沙门僧，“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基内，以助神道”。不过这一技术，到了藏族史籍中，中原习见的猪、牛等物都被换成了带有佛教象征意义的各种法物了。
堪與术对吐蕃佛寺修建的影响深远，后来在著名的桑耶寺的营建中，堪與术也得到了明显的运用。《贤者喜宴》记载，建寺前进行了勘察寺址的仪式，主持者为印度佛学大师莲花生，不过莲花生的勘察分析，就其内容而言与上述文成公主的分析并无二致：
东山似国王坐于座位之上；亥波山如同穿着白色绸衣之王妃；黑山像所钉之铁橛；梅亚地方因状如骡子饮水，故（其征兆）甚佳；此墓址地势犹如满盛藏红花之铜盆一般。若欲在此建寺甚佳。
这段内容与上述文成公主的堪輿分析大体一致，皆是从山势形法的角度判定地理的吉凶，与《柱间史》把堪輿术的操作归之于文成公主相似，《贤者喜宴》把它归之于莲花生，其思路是一样的，不过都是长期受到中原堪輿术影响的吐蕃人在运用了堪輿术后把它归之于某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的身上罢了。显然，莲花生在这里运用的是堪與术而非佛法，而事实上
像桑耶寺这样关系到国运的重大工程，其寺址的勘测必然有堪與家的参与，《贤者喜宴》尽管记载了莲花生为勘测的主持人，但在其他王统记中，则强调了“是由汉地的卜算者进行了这种地與勘察”。可见堪與术在寺庙兴建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或许是汉地堪舆术得到吐蕃人青睐的最重要原因。
而事实上在汉地，佛教与堪舆术之间也关系融治。道教对待堪舆术多持消解的态度，一般会对信众宜扬道教法术具有超凡神力，可以不惧风水，堪舆术对于修道之人不起作用，如《抱朴子》即认为若修守一道，“起土移陡，入新屋舍，皆不复按堪舆星历，而不避太岁太阴将军、月建煞皓之神，处命之忌，终不复值殃疚也”。而佛教对于堪舆术则是主动吸收，特别是在寺院的营建上，比较注重寺址选择的风水勘测，南北朝时汉地佛教即已有此风气，《高僧传》记刘宋元嘉年间有高僧释法秀营建定林寺时，“乘高相地，揆ト山势”。堪舆术为僧人接受和运用，可能更早。在汉文大藏经中收有《佛说安宅神咒经》一部，经文内容讲述了佛陀亲自给离车长者子宣说安宅微妙法门，其中关于安宅的术语和观念都与中国本土的堪與术一致，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伪经，且产生于魏晋时代。在唐代，堪與术更是对佛寺兴建有直接的关注，前述敦煌写卷的《司马头陀地脉诀》中就有专节论述寺院营建的风水选择术的内容，名为《寺观图记》。因此中原堪與术与吐蕃佛寺营建一拍即合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代堪與术在中原地区十分盛行，唐蕃之间长期交往，特别是在敦煌地区一度混居数十年，双方之间的文化影响持续而深远。堪舆术作为当时的一种普遍且神奇的“高科技”自然会对吐蕃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长期浸淫其中，吐蕃的堪與学知识也日益丰富，藏族传说和藏文史籍的记载把堪奥术的传入与应用归结到几个著名人物身上，这不过是堪术渐渐融入吐蕃文化的一种表现。然而堪與术是一项复杂而神秘的系统工程，要真正掌握其核心技术并非易事，事实上吐蕃史籍中的堪舆术只是使用了一些形法观念和风水符号，常常缺乏准确性（如对四灵的方位把握与中原不符），堪舆对吐蕃的影响更多是观念上的，借用堪舆术的一些符号，推占吉凶、辨别祸福，趋利避害等观念随着佛教的繁荣而与寺院营建结合起来，在吸收和运用中原堪舆术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些改造，在推占过程中接受了吉凶镇伏的观念，又把一些具体的象征符号修改为佛教意象事物，使中原堪與术进入吐蕃后与本地的佛教文化更相适应，堪與术最终融入吐蕃文化之中，为吐蕃的文化增添了一道神秘色彩。
三、天文历算
不过前述提到了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五行算经除了与阴阳五行理论有关外，应该也有历算方面的内容。
事实上，在堪與推占中，除了阴阳五行理论外，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是以天文历算为基础的择吉术。因此这些对吐蕃而言也是有必要从汉地引进的先进技术之一。历算通常也会和五行理论配合，在藏族传说中，文成公主在出嫁前就向唐太宗索取了《告则五行图经》等星算之书。
《汉藏史集》则记载了文成公主到吐蕃时的嫁妆有占ト历算之书60种，历算占ト之术配合阴阳五行之说，就是早期堪與术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著名的六王式法。六壬式盘为唐宋时代所通用，考古发现甚多。式盘分为天盘和地盘，天盘以北斗居中，以子午卯酉四分圆面，分配十二月、干支、二十八宿，地盘则分列天干、地支等，模拟了一个繁杂的宇宙时空模型，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皆在其中有所体现。
对于这项繁杂而神秘的技术，吐蕃人也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汉藏史集》中记载为了能够计算岁时四季，区分吉凶祸福，松赞干布曾命人到中原学习历算占ト，并将这些知识译成藏文。
拉萨大昭寺建成三年后，因吐蕃臣民们不会计算岁时四季，不会区分吉凶祸福，法王松千布心想：“我已按教法制定了世间法，能够使吐蕃臣民走上善业之道，但是，作为世人消除疑感愚昧的办法，若能将印度和汉地的历算法在吐蕃推广，对社必多有益。”于是挑选了蕃人中聪明有识之察达丹、朗措多勒、甲迦冬衮、达米达卡等四人，赐给每人一个金盘，八个银币，一个金币，路上使用的金沙半升，对他们说：“你们到汉地去，学习对我们吐蕃有益的学问。以前吐蕃只有公主带来的占ト历算书籍六十种，还有从印度翻译的十二缘起、六日转轮等，占ト历算未能发达。要学习测算生死、推算四季时节，须与汉人接触，你们要努力成为学者，我一定给以重赏。”这样吩咐之后，派遺他们去汉地。他们到汉地后，分别拜见了汉地的四名学者，向其中精于推算四季时节的嘉赤摩诃衍那学习了一年零七个月，除推算时节之外，其他的几大学问没有全面系统教给，只是分别教了《明灯论》、《卦书》、《天地寻迹》、《纸绳卦术》等测法。四人学会测算生死、推算时节之后，结伴返回吐蕃。此时，为向国王说明他们学到何种知识，如何推算，命他们在国王驾幸伍如时举行盟会的地方，将他们学会的占卜历算之法全部译成藏文。
这些传说和记载表明，中原的堪與术对吐蕃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首先文成公主将阴阳五行理论带入吐蕃，接着吐蕃人在汉地留学并习得历算占ト之法，也就掌握了早期堪舆术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掌握了阴阳五行理论和历算占ト之法，也就掌握了堪术两大宗派之一的理气派的主要内容。理气派的核心理论，就是把阴阳、五行、八卦、干支、四时、五方、七曜、九星、九宫、十二神、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等相互配合，从而形成一套天、地、人三才相对应的文化解释系统。因此，在藏文史书中，吐蕃后来也涌现出不少精通堪舆术的人才，比如噶仁意希杰波仓，史称“他遍通汉地测算之法，尤其精于地舆之学”。结合藏族传说和藏文史籍，我们初步勾勒出了汉地的堪與术传入吐蕃的大致情况。事实上，过程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堪與术及其相关技术的传入，必定经历了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唐番之间频繁交往之际，吐蕃必然对堪與术有所了解，加以堪與术在择地方面的神奇功能，随着吐蕃佛教的兴起，寺院建设的繁荣，对寺址选择的问题显得日益迫切，这种选择吉地的学说可以说极大地迎合了吐蕃大规模的佛寺建造的需要。
四、干支纪年
历算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大小五明学中的小五明学之一的算明，其中包括天文历算，也包括ト筮占星的数术。后弘期以来的史料中均记载朗日松赞时期吐蕃从汉地引进历算之事，此事在众多的史书中记载大致相同。如《佛教史大宝藏论》）中的记载朗日松赞时期从汉地传来算法，“此王在位时，从汉地传来算法和医药”。《红史》中也记载了南日松赞在位时期汉地历算之学的传入，“他在位的时期由汉地传入历算及医药”。《西藏王统记》中记载为：“达日宁塞之子，即朗日松赞。朗日在位时，自汉地引入医术与历算。”《西藏王臣记》里的记载为：“朗日之世，从汉地传入星算及医药等术。”《贤者喜宴》则说囊日松赞之时，“自汉地取得历算及医药”。这些史料中的记载大同小异，均认为朗日松赞时期是从汉地历算之学传入吐蕃的开始。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汉藏史集》，在此书中还明确点出了汉地传入的历算六十甲子和印度传入的十二缘起支和六日轮转等，其中六十甲子是中原内地干支纪年法的重要内容。而在《五部遗教》中则把干支纪年法的传入归功于著名的禅师摩诃衍，据称由其“传授汉地之医药及干支历法，并由那囊氏萨罗君担任通译之职”。
众所周知，干支纪年法是中国古代华夏民族独创的一种紀年法，直到今天仍然在传统农历中使用。所谓干支即天干和地支，由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相互搭配而成60个组合符号。这60个符号可以往复循环地使用，中原地区不但将它用来纪年，也用来纪月和纪日。吐蕃时期使用汉地干支纪年法的最直接证据是唐蓄会盟碑碑文上的时间题记，分别为长安会盟日期，“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双方登坛”，拉萨会盟日期、“时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长庆二年，即阳水虎年（王寅）夏五月六日也”；最后是立碑刻石的日期，“其立石镌碑于此，为彝泰九年，大唐长庆三年，即阴水兔年春二月十四日事也”。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吐蕃当时已采用干支相配的纪年法了。这里是吐蕃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史料中唯一处以五行各分阴阳，以配天干，十二生肖配地支的方法来纪年的。据学者研究，会盟中使用的五行和甲子纪年法相结合的历本是根据甲子纪年法来标名年代的。与干支纪年系统对应的话，阴铁牛年、阳水虎年、阴水兔年正好是辛丑、王寅和癸卯，这就与公元821年、822年和823年基本对应。而碑文中的月份和日期的推算方法与唐朝的月份和日期是一致的。
此外，在敦煌365窟的藏文题记的时间推算中也应用了干支纪年法。该窟藏文题记长约1米，高约60厘米，用墨字自左向右横写在黄泥底上，共三行，题记中提到阳水鼠年春开工，阳木虎年仲秋月开光。题中还提到了著名的赞普赤松德赞（815－836年），在这里，水鼠年与壬子年相对应，即832年，而木虎年与甲寅年相对应，即834年。
五、占卜
八卦在周易中作为ト筮的基础，在传入吐蕃后也起到了占ト的作用。现存藏文写卷ch．9．II．68和P．T．1055这两份写卷都是用12枚铜钱为工具，以铜钱的“文”与“曼”来定正反，用“文”和“曼”的多少来进行占ト。学界称之为“金钱神课判词”。
在这份神课判词的开头，作者指出了这一占ト方法的来历：
“天之初，神子孔子（ kong tshe），将道与众多经典汇集定夺，圣神国王李三郎（bsam blang）于坐骑上久思后定下卦辞。此卦于未来牢固，于当今灵验”。
从这段说明来看，此一占ト方法来自中原汉地，并被认为是孔子传下来的，经过李三郎，即著名的唐玄宗李隆基校定的占ト方法。很明显这一藏文记录的占ト方法来自汉地，学者从敦煌汉文文书中发现，有与此卷藏文ト法类似的《李老君周易十二钱ト法》，如S．813、S．3724V/2等六件，藏文的“金钱神课判词”与《李老君周易十二钱ト法》的方法和理论完全一致，如《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的方法也是用十二个铜钱占验吉凶，“李老君周易十二钱ト法，曼为阴，文为阳，阴仰阳覆老子ト易之法：用钱十二文，掷着盘中，看文曼即知吉凶，万不失一”。藏汉文ト法两者的内容基本一致，例如藏文写卷讲到二文十曼卦象时指出此卦为吉，都有身体健康，疾病治愈的预期，“二枚铜钱文，此系人卦，夫妻和睦，身无魔缠。ト问家宅占与寿元占皆吉，男人安康，发大财。家业稳固。病人将愈。是谓天地ト，供灯不断，此为最吉卦”。而汉文《李老君周易十二钱ト法》写卷则有相应的内容，“易曰：二文十曼，坤上离下，火土之卦，母子相生，祸害不起，ト身吉，病者差”。当然，二者的卜辞也有一些不同，特别是与双方生产生活习惯不一致的内容，就有差别，藏文写卷就很少提到种田养茧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