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西汉数术易学考论

刘 彬

（曲阜师范大学 东亚易学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先秦至西汉易学发展中，存在数术易学系统。春秋末期以前的数术易学主要为史官所职掌，讲求推数，注重观象，其中当有星象、卦气、干支、阴阳、五行等内容。孔子扬弃数术易学，开创出德义优先的人文易学新路向。从春秋末到西汉，数术易学一方面在诸子中的阴阳家、道家和儒家之学中流传，另一方面主要由方士流传和发展。

关键词：数术  易学  帛书《要》

关于先秦易学史，按《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经过了伏羲的上古、文王的中古和孔子的下古三个大的阶段。这种汉代人正统的经学观点，只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笼统印象。借助于近些年出土的易学文献和数字卦等资料，和传世文献相比照，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易学史有了较清楚一些的认识。在帛书《易传》的《要》篇中，有一段孔子与子赣（即子贡）的对话，引起我们特别注意：

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

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①

从孔子之言中，可知他对筮占作过深入的研究，基于此，他对此前的易学作出了精辟的评价，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易学史观。他认为，有巫之筮，有史之筮，二者有不同特点。巫之筮的特点是“幽赞”或“赞”，史之筮的特点是“明数”或“数”。案《说文》：“赞，见也。”《书·咸有一德》“伊陟赞于巫咸”，孔传：“赞，告也。”《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赞宾客”，司马贞索隐：“赞，告也。”《说卦》“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荀爽注：“幽，隐也。赞，见也。”干宝注：“幽，昧，人所未见也。赞，求也。”^①可见，“赞”为见、告、求等义。“幽赞”即隐见而告求之意。古人认为蓍草为神灵之物，而用为《易》占。巫的能力是贯通天地，见神视鬼，告求鬼神，以获取福吉。因此，巫之筮的“幽赞”，似指巫凭借蓍草之灵，隐见鬼神，以获取神意，求福求吉。史之筮的“明数”，一方面指通过蓍策的数学操作，以数定卦；另一方面指在占断中，以数推求结果。整个筮占过程，有明晰的推算和逻辑形式，是一种数学推演的数占。“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说明巫之筮和史之筮，是易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是易学的初始阶段，由巫职掌，其筮占方法可能还处于草创，《世本·作篇》曰：“巫咸作筮”，^②可见古人认为巫发明了筮。发展到史的阶段，由史官主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数占。孔子对他以前的巫之筮和史之筮，持否定的态度，而采取“观亓德义”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和研《易》新方法，持德义优先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要开启一种新的人文易学的路向。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孔子确实开创出了这种新质的人文易学。因此，易学发展至孔子前后，实有一重大转折，而有《易》之新、旧的不同。刘大钧先生认为：孔子易学确立了《易》之“新义”，同时孔门弟子将传统的史之筮的易学称为“古义”。《汉书·儒林传》所说周王孙传给丁宽的“古义”，正是这种《易》之“古义”。^③是很有见地的。

考诸其它文献，可知孔子所说的“史之筮”，实际上也即古代的数术易学。对于古代数术易学，学者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拟对古代数术易学的特点、内容、流传等作一初步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春秋末以前数术易学的特点和内容

中国古代春秋末期以前的学术，掌握在王官手中，可称为为王官时代。^①王官时代，数术为学术的重要内容。简单地说，数术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它主要用于解决帝王受命、统治灾祥等宗教政治问题，即《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所说的“圣王所以参政也”、“此圣人知命之术也”、“圣人之所用也”。其二，它是一种实用文化，是一些“术”，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这与后来的诸子之学的重哲理性、形上性有鲜明的区别。其三，它是一些实用的术，但这并不表示它粗糙、感性，缺乏思想性。实际上，数术在古代被认为是极精微的学问，《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称“非湛密者弗能由也”、“非天下之至才，其孰与焉！”因此，数术被认为是精深的学问，数术之士实行的是世世相传的“畴人”制度。这些人长期潜心于数术研究，并不断验证于实际，形成了许多复杂的占术。其四，推数以占。数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明了“天数”，由此占卜不断数字化，形成推数的特色，此为数术之为“数”术之所在。

由《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可知古代数术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类，“蓍龟”即卜筮，筮即指易占。这种易占属于数术类，我们可称之为数术易学。这种数术易学当有下述特点：

（1）职掌者主要是王官中的史官。

孔子指出“史之筮”，是以史官作为筮占的代表。考《左传》、《国语》中的筮例，可推知事实当如此。《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左传·僖公十五年》记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左传·成公十六年》记晋楚鄢陵之战，“（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崔武子筮娶姜棠，“遇《困》之《大过》。史皆曰：不吉。”《左传·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国语·晋语》记重耳筮得晋国，“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国语·晋语》：“董因（晋史官）迎公于河，……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这些皆证明史官主筮占。虽然这些材料是春秋时的，但推想殷商至西周的情况也很可能类此。

（2）讲求推数。

《庄子·天下篇》曰：“古之人其备乎！……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可见，史官其学其术的特点正在于“数度”。史官主筮，正是以数的推算为特征。学者指出：从考古发现看，筮占可以追到商代，最初是用“十位数字卦”，后来发展出“两位数字卦”。^①筮占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数占，它是以数定卦，以数推算结果。《系辞》所记录的“大衍筮法”，其“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的步骤，完全是数的推演，生动地说明了数术易学的“数”的特点。《左传·僖公十五年》记韩简之言曰：“龟，象也。筮，数也。”可见，以“数”为筮的特点，早在孔子之前就被指出，孔子只是承袭成说而已。

（3）注重观象。

“象”本来是龟卜的特点，即韩简所谓“龟，象也”。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筮占的出现与龟卜约略同时，都是从商代就已存在。^②从商周卜骨、卜甲上刻数字卦，可见商周常卜筮并用。因此，在古代占术中，卜筮关系最为密切，文献中常以“卜”“筮”连言，“蓍”“龟”并称。《左传》和《周礼》都提到卜者也筮占。《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使卜偃卜之，曰：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左传·昭公五年》记鲁庄公筮穆子之生，“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皆其证。卜者筮占，自然要采用他们擅长的观象，因此，史官可能借鉴、吸纳了卜者的做法，而将观象也作为自己的特色了。观《左传》《国语》史官的筮占，皆为观卦象而断吉凶，正为明证。

（4）其易学中当有星象、卦气、干支、阴阳、五行等内容。

上引帛书《要》篇孔子下面又说：“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极）之，变以备亓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刘大钧先生指出：这段话中“又天道焉，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说明《易》之古义中已有以日月星辰解《易》的内容；“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说明古义中已有以五行解《易》的内容；“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这是古义中有卦气说的确证；所谓“六府”，正为《淮南子·天文》中的“六府”：“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这说明古义中已有地支的内容。^①考《国语·周语》：“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韦注：房星也）晨正，日月厎于天庙（韦注：营室也），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周礼·春官》载太史之职曰：“正年岁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又载太史属下冯相氏之职曰：“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郑注：辨其叙事，谓若仲春辨秩东作，仲夏辨秩南讹，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这说明史官主天文星历，掌岁时颁布。因此，天文星象历法，四时之变，定是史官之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所长。史官把这些内容用于筮占而形成数术易学中的以星象解《易》和卦气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古十二辰（即十二地支）实即黄天周天之十二恒星。^②因此，筮占中纳入十二支也是合乎情理的。

《国语·周语》载周幽王二年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论地震，这是史官明阴阳的一个显例。《周礼·春官》又载太史属下保章氏之职曰：“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郑注：“视日旁五云之物，知水旱所下之国。郑司农（众）云：‘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可见，史官也精于五行。因此，史官将阴阳、五行纳入筮占中，也是合乎情理的。《庄子·天下》篇的“《易》以道阴阳”更是明指。另外，关于阴阳、五行的起源，李零先生提出了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说法。他从古代占卜方法的数字化（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三十六、六十四、七十二等）发现，这些数字可以大别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以偶数为主，以“剖分”概念为主，“二”、“四”、“八”等数属之；一个系统以奇数为主，以“轴心”概念为主，“三”、“五”、“九”等数属之。前一个系统是以“阴阳”为特征，后一个系统是以“五行”为特征。这说明，阴阳、五行说更主要地产生于古代的数术之学，它基本上是沿古代数术的内在逻辑发展而来，并始终以这些数术门类为主要应用范围。^①按这种说法，阴阳、五行乃为数术本有的、内在的内容，成熟的数字化的筮占中含有阴阳、五行的内容，实为必然。

二、春秋末至西汉数术易学的流传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对数术易学可以有一些较清楚的认识。在孔子创立新的人文易学时，数术易学的流传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可能有两种流传路径：

其一，在诸子中的阴阳家、道家、儒家之学中流传。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孔子之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汉书·律历志》曰：“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史官丧纪”指史官脱离开王官这个系统，有些人成为私学的创始人。《汉书·艺文志》记阴阳家来源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案羲、和为尧时掌天地、四时之官，“羲、和之官”即后来的史官，这说明阴阳家应源自史官。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论阴阳家曰：“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正义：言拘束于日时，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集解：张晏曰：八卦位也）、十二度（集解：张晏曰：十二次也）、二十四节（集解：张晏曰：就中气也）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由阴阳家的阴阳之术中有八卦位，可知阴阳家也传习易学。而由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将八卦位与四时、二十四气并列，推知其易学中当有卦气的内容。阴阳家的这些易学内容当承自于史官的数术易学。关于道家的来源，《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老子即为史官出身，传本《老子》十六章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观《复》”中的“复”当指《复》卦。这段话当是依托于《复》居子、北方，为元阳之气生发的十二辟卦的卦气说，阐发观物当观其生发之元、之根的道理。又，从老子尚水、守中的态度，可看出《坎》居北方子位、为水、为天之中的卦气说背景。《庄子·天下篇》对易学有“《易》以道阴阳”的简易总结。这些都说明道家者流也传承数术易学，并对其内容十分精通。儒家致力于人文易学“新义”的创立和完善，但由于它脱胎于数术易学，因而在易学的传承中也有一些数术易学的内容作为“古义”而流传下来。据刘大钧先生考证，在西汉儒家易的十三家中，有八家尚传“古义”，这八家是周王孙、杨何、蔡公、丁宽、传《古五子》者、淮南九师、传《古杂》《杂灾异》《神输》者、孟喜、京房。^①

由于阴阳家、道家和儒家等诸子之学侧重于义理的发挥，作为“术”的数术易学在其中更多地是作为其学术背景。因此，数术易学在这三家中的流传只能是少量的、零碎的，可以说，这是数术易学流传的一个较小的路径。

其二，数术易学更大的流传和发展当是在方士这条路径中。

“方士”也叫“方术之士”，指学在民间，擅长数术和方技的人。《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由“史官之废久矣”，可以推想，原来典守数术的王官之史，在被废后，除少数成为诸子创始人（如阴阳家、道家）外，大部分可能成为民间方士。这些人原本擅长筮占，精通易学，成为方士后继续传习数术易学。估计在他们手中，数术易学有较大的发展和更广泛的流传。至秦焚书，儒家人文易学的流传遭受挫折，而卜筮类的数术易学则没受影响，顺利流传到西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焚书的情形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在焚烧的书籍中，当有属百家语的儒家人文易学的书，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则不烧、不去。案医药古代属方技（《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医经、医方），卜筮、种树皆属数术（《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种树藏果相蚕》十三卷），可见在焚书之劫中，数术易学毫发无损，继续传习。至西汉，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术易学有十家：“《蓍书》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随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杂易》三十卷，《鼠序卜黄》二十五卷，《于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易卦八具》。”西汉传易者，民间有费、高两家，皆传习数术易学。《汉书·儒林传》记费氏易曰：“费直东莱人也，长于卦筮，亡章句。”记高氏易曰：“高相，沛人也。其学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费、高二人易学皆“亡章句”，这显然区别于“训故举大谊”、有《章句》的经学易，又他们“长于卦筮”“专说阴阳灾异”，明显属于数术易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