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高亨先生诞辰120周年

王承略

高亨先生是我国国学研究和古文献整理的著名学者，在易学、诗经学、先秦诸子、文字训诂学等诸多领域成就辉煌，在二十世纪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高亨先生的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职志，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研究不可绕过的学术重镇，高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思路及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发扬光大，他的学术成就需要全面的总结、评价和继承。为了纪念和弘扬高亨先生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的易学成就，山东周易研究会决定设立高亨易学奖。在此，我受学会的委托，对高亨易学奖的设立及由来做一说明。

一、高亨先生的生平及学术历程

高亨先生，字晋生，1900年农历7月4日生于吉林双阳县一个小山村。1918年春，考入公费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在地方名士张文澍指导下，学习了《说文解字》，并系统钻研了先秦诸子及前四史。

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为该院首届研究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梁启超的嘉许，梁启超在其毕业时赠给他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先生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读书、教书、写书。”

1926年6月，高亨先生从清华毕业，其后至1952年，先后在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沈阳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湘辉学院、东北大学授课。在充满孤独漂泊之感和忧国忧民愁思的日子里，高亨先生克服种种困难，一直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几部力作，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诠》等，都是大体完成于此时，确立了高先生在现代易学、老学和墨学研究中不可摇撼的重要地位。

1953年当他53岁时，经陆侃如、冯沅君引荐，高先生执教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和山东大学长达33年之久的不解之缘。50年代前期，高先生出版了专著《诗经选注》《楚辞选》（与陆侃如、黄孝纾合作）以及《周易古经通说》《墨经校诠》等，这些成果奠定了高先生在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

从1956年7月开始，他与冯沅君先生同时被聘任为副博士导师，山大文科中只有两名。此间，出版专著《文字形义学概论》、《诸子新笺》、《周易杂论》、《上古神话》（与董治安合著）等，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特别对晚周名家以及对文字形义学的深入研究，尤能表现高先生的精见覃思和创造精神。

1963年10月至11月，高亨先生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在内的九位先生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小范围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地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说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高先生为此激动不已，返回济南后，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六种，连同一信，寄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转呈毛泽东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其中，除收有早已流传很广的二十七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十首。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赋词《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信。全文如下：“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于这封信的信封上。

“文革”开始后，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实际上是保护了起来，此间出版了《商君书注译》。文革后他于1978年动手，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新见迭出的《诗经今注》；几乎与此同时，又在助手董治安先生的协助下，完成了《周易大传今注》的修订工作；并且出版了《老子注译》。

山大1981年校庆的时候，高先生赋诗志庆：“神州儿女俱英雄，四化高峰自可登。千佛山边万树绿，大明湖畔百花红。竞驰革命星旗下，同在春风化雨中。五十五年齐鲁地，泰山耸耳听书声。”

1986年2月2日晨，高先生于北京逝世，终年86岁。

二、高亨先生的学术成就及著作汇编

高亨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在先秦两汉，其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诸子学研究。高亨先生用功最多，创获最多，影响最大。主要著作有《老子正诂》《老子注译》《诸子新笺》《庄子今笺》《墨经校诠》《商君书注译》，无一不是诸子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特别是《诸子新笺》，包括《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商君书》六种子书的新笺，全面反映了高亨先生在先秦诸子学方面的高深造诣。

2.《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诗经选注》《楚辞选》《上古神话》《诗经今注》，反映了高亨先生在先秦文学研究上的建树。《楚辞选》是陆侃如、高亨、黄孝纾三位先生的合撰，高亨先生执笔11篇。《上古神话》系与董治安先生合著。《诗经今注》是《诗经》三百零五篇的全注本，是高先生晚年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于篇义的说明和字词的训释，与较早撰写的《诗经选注》往往同中有异，反映了高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

3.文字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假会典》《甲骨金石文字通笺》。《文字形义学概论》是一部很好的文字学入门书，标志着传统小学中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汉字形义学的创立。《古字通假会典》是研读先秦两汉典籍和地下出土文献的案头必备之书，是董治安先生整理后出版的。《甲骨金石文字通笺》则被人借阅后丢失了，令人倍感痛惜。

4.易学研究。主要著作是易学三书，即《周易古经今注》《周易杂论》和《周易大传今注》。高亨先生的易学研究，是他诸多研究成果的核心部分，连同闻一多、于省吾、顾颉刚、郭沫若、李镜池、黄寿祺等著名学者研究《周易》的成就，共同代表并体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周易》研究的最高水平，而高亨先生最为精专，堪称巨擘。

高亨先生精通经学、诸子学、文字音韵训诂学，熟悉先秦文化典籍和历代《周易》研究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因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继承清代朴学的传统，又能超脱象数、义理的拘束，在语辞训诂方面独创新解，卓成一家之言；他摒弃二千年《易》学研究中以《传》解《经》的传统，将《经》《传》研究分开，以《易经》为卜筮之学，《易传》为儒家哲理阐发之学，是符合孔子对《周易》前后认识的不同及其思想变化的；他精研《左传》《国语》《系辞》的记载，使古筮法失而复得，重见天日，前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变卦方式，终于被合理地揭示出来；他综合分析《易传》，抽绎其中的象数义例，《彖》《象》之义因而大明，一扫前人牵强附会、妄自揣解的陋习；他参校群书，广征博引，并成功地使用各种方式的理校法，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周易》的文本；此外，他对《周易》成书过程、基本问题、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哲学思想的研究，都有精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所有这些，构成了高亨先生博大思精、风格独具的《易》学体系。高亨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周易》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这对我们极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高亨先生的著作汇编，是200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亨著作集林》十卷本，惶惶十巨册。《集林》是董治安先生带领我、刘心明、刘保贞等人，编纂完成的。将高亨先生的学术论著萃于一编，为我们研究高先生的学术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考虑到规模巨大的《古字通假会典》甫经齐鲁书社出版并一再重印，社会需求已达饱和状态，若再次出版，势必加大出版成本及读者购买负担，故暂不收录。至于高亨先生的信札，要想收全实为不易；他的诗词创作，与学术研究关系不大。所以信札和诗词也暂未入编。除此之外，高先生的著作和论文概在收录之列。仿王国维《观堂集林》例，定名为《高亨著作集林》。凡汇收专书16种，又新辑散见论文17篇为1种，共17种，340余万字。

煌煌10卷，加上《古字通假会典》，再加上2011年《子海特辑》影印的高先生子学研究未刊手稿《老子哲学》、《庄子哲学杂论》及其所撰《先秦诸子研究文献目录》，则高先生纯粹的学术研究论著，多达600余万言。

三、高亨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高亨先生完成了等身的著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造就了先秦学术研究永远的丰碑。

我们要学习高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和刻苦的治学精神。高先生醉心学术，几乎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地步。《说文》所载九千三百多字及其解说，烂熟于胸，随时可脱口而出。1957年在为《诸子新笺》所写序中，高先生回忆40年代为《庄子·至乐》篇所述生物轮化论以及《天下》篇所述名家遗说作解说时，自称“翻书特多，用思最深，有时通夜不眠，而兴致淋漓，不感困倦。今年龄已老，没有当年的精力了”。其实，直到老年，高先生尽管体力已衰，其于治学上勤奋刻苦的精神一如往昔。在60年代，年逾花甲的高先生，坚持每天早晨约四点左右起床，随即伏案工作；至9时许，或小睡片刻，或稍作活动，又继续研读或写作；午饭之后除盛夏外一般不再休息，一天伏案工作竟长达十小时以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高先生不时卧病在床，在夫人罗璘先生帮助下，设置了一块特制木板，悬于胸前，自己半仰在垫高的枕头上，借此读书写字；视力不济，则求助于高倍放大镜。往往是一天下来读书不过数页，一条短札竟需费时多日，而高先生却持之以恒，著作不辍。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我们要学习高先生的治学方法。他一开始走的就是乾嘉学者重视考据的道路，即所谓“朴学”的道路。他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广泛占有材料，进行细密的抽绎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确然不移。言必有据，论必取证，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绝不做无根之谈，乃是传统文史研究的正途，在这方面，高先生无疑给我们树立了绝好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高先生贯通的治学思路。就一书的研究而言，体例需能前后贯通，文字的训解与理论的阐释需要彼此贯通。高先生的易学研究，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惊人的发现，无一不得益于立足全书的贯通。就文史哲而言，能够融会贯通，最属难能可贵。高先生在文史哲三科各有精粹的代表作，以至于毛泽东主席当面问他到底是研究什么领域的。高先生以多科贯通，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风范。

我们更要学习高先生的创新精神。高先生凭借他的学养和钻研，勇于提出新见解，开辟新学科，建立新体系。他的论著胜见叠出而令人信服，从方方面面促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巨大进步。高先生很多研究成果极富个性化，成为他与学术史紧密相连的一个个独一无二的标志。为学贵有心得，贵在创新，才会有学术生命力，是高先生留给我们最有益的启示。

高先生的谦虚真诚，同样散发出无穷的人格魅力。当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商榷和争论时，他首先尊重别人，并将自己的看法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温文尔雅，显示了十足的君子之风。当他在学术上提出新说，一旦发现其有与别人偶同，哪怕自己的发现在先，他也会尽行削去。他十分尊重业师王国维和梁启超，但在论著中常见他与二师的意见相左，表现了他治学的豁达和真诚。

高先生一向宽以待人，尤其爱护学生，肯于向年青人提供帮助。他是严师，又是一位可亲的长者。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大学内迁四川时，生活并不富裕的高先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一些东北籍的同学以多方面的资助，并且十分关注他们的学业。高先生对于后学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令人感动。高先生被聘为副博士导师之后，系里确定董治安先生为高先生的助手。那时董先生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关于当时二人间的关系，《光明日报》1961年9月28日刊登的报道《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中是这样描写的：“高亨对董治安的爱护，更多的表现在传授知识和经验上。1956年董治安刚毕业做助教时，高亨就以每周三次、每次约三小时的功夫，对董治安进行辅导。”“高亨为帮助他讲好这一课，给他修改讲稿。不但将讲稿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进行了修改，就连字、句、标点也逐个作了修改，重要的地方加了圈点，许多地方还加了批语。这样，他觉得还不够，又把自己讲授这一课的底稿拿出来给董治安参考。以期在内容上能够讲得更充实、新颖一些。”董先生就是在高先生这样的呵护之下，逐渐长成了学术研究的参天大树。

2005年6月20日，在《高亨著作集林》出版暨学术座谈会上，任继愈先生指出：“高先生的先秦学术研究，根底扎实，甚有特色，值得我们好好继承。我们继承了高亨先生的学术成果，掌握其学术思想，才能将先秦文史研究再推进一步。”让我们全体同仁以高亨先生为榜样，继承高先生的学术思想，努力把高先生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易学研究成果，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是作者在《高亨易学研究暨纪念高亨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