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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对比视野下的《周易》时间观
时间:2019-11-05 来源:蓬莱周易研究会 阅读数:1843 次 【收藏本页

中西文化对比视野下的《周易》时间观

谭德贵

摘要;《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而其在时间观上的独特思想,正好鲜明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本文从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这种差异,使得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入。

关键词:《周易》,文化,有时,无时,共时,独时,几时,固时。

                    

时间,是空间的本质,也是一切思想的基础。存在的显与隐,意义的有与无,主体间的共在与否,都是时间的去蔽与遮蔽。理性是一种非时间存在,其最高处,可以是一种无时间存在。哲学上的本体论与演化论,宗教上的最高存在与宇宙的创生,其根本处,展现的正是有时间(时间存在)与无时间(非时间存在)的共在与互补。太极图与十字架,是中西文化异同的最形象、最准确的符号显示,一元与二元,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关联与独存,内在与外在,灵与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理念与神,等等,是否以时间的思维框架为思想坐标元点,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更是二者交流、对话、共在的前提。

《周易》乃“六经之首”、“三玄之冠”,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的理论基础,与《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等都是轴心时代产生的不同文明的最根本的元典。本文将从《周易》的时间观入手,展现中西文化时间观的异同,并进一步寻求未来思想共建的切入点。

翻开《周易》的文本,“时”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易经》与《易传》中涉及到“时”的共有58处,经文虽只有一处,但所用与时间有关的文辞很多,如甲、庚,等,有的直接用月日表示。传文57处,加上64卦的时空模型结构,尤其是后来,在象数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中国术数文化中,时间思想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对《周易》及术数文化的时间观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就能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而互补。

一、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

《圣经》上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逻各斯,同时又详细描写了上帝如何用语言在六天中创造了宇宙包括人类。也就是说,上帝本身是无时间(非时空存在)的,而其创造过程,却体现了一种时间存在。但这种创生,不过是上帝随心所欲的设计。人类与上帝不过是是设计者与产品、创造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而人类的所谓时间,不过是上帝随心所欲的产物,非时间存在的上帝设计、决定人类的时间存在。这样一来,人类与宇宙的演化不过是一直线,从背负原罪(伊甸园中没有偷吃智慧果的亚当与夏娃,仍然是无时间的),被逐出伊甸园,开始慢慢的忏悔与修行,最终经过上帝的末日审判,或上天堂,或下地狱,中间经历一个具体的时间(或几千年,或几万年),终结历史,即终结时间,最终进入无时间(非时间存在)。

在哲学层面上,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时间具有不定性,因而只能属于同样是不定性的、低层次的意见之列,应该被排除在确定性的、高尚的真理之外。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柏拉图,则把无时间性的理念作为本体,宇宙不过是对理念的拙劣模仿,理念与神是一体的,所以,时间就是造物主模仿永恒的摹本。笛卡尔高倡“我思故我在”,为西方思想确立了一种最高的无时间性的纯意识主体,作为逻辑存在。最终经过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回到绝对精神,从而根本上消除了时间,也消除了历史。其间虽有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但最终归于无时。上帝与理念是最高的无时存在,所以,从本质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无时文化。总而言之,从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看,西方文化是逻辑高于并且统治历史,无时(非时间存在)统治有时(时间存在)。

而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讲,则是一种时间文化,是逻辑与历史、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的动态统一。一方面,时间是中国文化之本,从宇宙演化的角度看,易之三义之一的变易,就是“唯变所适”、“与时偕行”,无论是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64卦,再加上天干地支的时空指示,三元的时空演化,都可以建构起多元化的变化模型,从而预测多种可能性。道家思想的“无中生有”,其本质也是变易,佛学的空、无常、无自性,就是变易。因此,从时间的维度看,亚伯拉罕宗教体系文化只能是一种两世式的直线时间模式,中国的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永恒存在,虽然是一种直线式的一世存在,但没有历史或时间的终结思想。佛教则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中展开时间。因果关系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时间关系,所谓涅槃或成佛,西方极乐世界或净土,也不过是一种精神境界,而且佛教所论述的时空,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大尺度时空,不存在时间与历史的终结问题。

另一方面,从本体论看,64卦所形成的,包括干支时空模型所构造的宇宙本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的理念,上帝的道说,也是一种逻辑模型,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固化性,因而,《周易》有“制器尚象”之说,约同于柏拉图的对理念的模仿。

但是,这种类似,只是表面的,根本点是完全不同的,与理念是无时的、上帝也是无时的、无时统治有时的西方文化不同,《周易》的“不易”,是一种动态的“不易”,一种来自宇宙、说明宇宙的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是历史或时间中的逻辑,逻辑的历史展现,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且,从根本看,变易为本,时间为本,有时决定无时,二者在动态中统一。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易”的模型,是逻辑与时间(历史)统一的产物,首先是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或以“河图洛书”为蓝本而形成的宇宙符号模型,这种动态的模型,又可以作为生产、生活摹本,从而制造出具体的文明产品,这是“制器尚象”的真正含义。所以,这种“不易”在本质上仍然是“变易”的。大乘佛教中,“烦恼即菩提”、“入世即出世”,道学中“有为即无为”,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同样的思想。

从更大的时空维度看,64卦以未济卦结束,本身就展现了一个大的周期与循环,这种循环,并不是复制,而是一种动态的、结构的、有着随机涨落的大循环,其中蕴含着许多变量,是一种大尺度的循环与周期时间,小尺度直线时间的有机结合。

二、共时(关联时)与独时(分离时)。,

逻辑高于历史,非时间存在为本,必然导致时间思维的独一、割裂、外在思想的产生。古希腊前期思想还有时间与人的关联性的看法,但是,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时间是依先后而动的运动的数目”以后,就确立了西方时间观的基调,时间与人无关了。在神学中,时间既然是上帝的创造,人与时间也必然是一种外在关系。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西方文化确立了自我思维的至上性、明证性、逻辑性的基础后,时间就真正与人无关了,成了一种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均匀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牛顿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时间筐”理论,认为时间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存在,与物质运动无关,更与人的主观性无关。康德提出了时间为主体的先天感性形式与范畴直观,在一定程度上把主体与客体连接在一起,但这只是一种认识论的角度,根本上,时间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黑格尔的庞大逻辑体系中,时间虽然重要,但根本上仍然是理念的从属物,当绝对精神经过一个周期运动返回到自身时,时间就彻底消失了。

现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通过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彻底抛弃了牛顿的“时间筐”理论,指出了时间与物质运动的内在关联性,量子力学根据测不准原理,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加强。奇点大爆炸宇宙论,设计了一个时间开端与终端,超弦理论、上帝粒子组合理论,都提出了许多富有见解的时间思想,但是,从根本上讲,仍然没有摆脱把时间对象化、外在化、形式化的根本特点。

准备把哲学发展成一门纯粹的科学的现象学之父胡塞尔,把康德的时间思想发展到极致,认为,时间是先于认识对象而存在的最初现象,意识流的多元化统一便是时间,它的组成是意识最早就知道的,所以可以称作“内在时间意识”,现在与过去可以互相再造,时间与主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意向性并不是来自于纯粹的自我,而是来自于过去、现在、未来滞延的体验场,无法还原到原处的场域,时间还是一种外在性存在。另外,现象学还原,不过是通过悬置与中止,达到范畴直观,说到底还是一种逻辑在先原则。

这种失去了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的时间观,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他通过时间性主体置换了笛卡尔的思维主体,把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转向了此在的解释学的时间性分析,将时间作为理解存在境域意义的根本场域,存在就是时间。正是在时间的场域中,在此在的境域中,在不断的展开中,有与无,遮蔽与去蔽,打开与显现等,意义不停地展现。梅洛庞蒂认为,时间产生于主体与世界的联系中,不是一种可以客观记录的连续存在,因为身体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我思,也不是被动的躯体,而是关联中的生命存在。应该说,这些思想都很伟大。但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思想,虽然极大地拓宽了生命的意义区间,却在最终处设立了一种超越此在的时间存在,是逻辑理性与上帝时间观的遗迹。

《周易》的时间观,从根本上异于西方思想。

首先,是一种关联性、系统性时间观。“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在这个有限而无边的生命系统中,时间就是生命与宇宙的本质,不存在任何单独的时间,一切都在大化流行中,时间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时间。64卦动态模型,展现的正是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物理与心理、直线与循环、遮蔽与去蔽、先在与生成的时间与意义的不断展开。逻辑与历史也正是在这种生命之流中达到内在统一。“未知生,焉知死”,生命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洪流,时间也正是生命本身,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西方文化从根本上看,不可能跳出直线与终结的时间怪圈。

其次,《周易》的语言与符号系统,并不指向抽象现成的概念体系,也不趋于逻辑化和对象化。一般来讲,意识是人在其当下之体验中不断超越其内在性的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直观的整体,是内向性体验并外向构成对象的整体,从语言学看,一个陈述判断语句,或者给出名称,或者给出共相,表现的是对象与客观性,也从直观角度展现意识活动的超越性与敞开性。但是,这种敞开是一种逻辑范围内的运演,是一种静态的、非时间的逻辑变化,与实际变化无关。《周易》的“设卦观象系辞”,就是“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辞并不是直接指向道、意,此谓之“尽象明意”,通俗讲,就是通过象来认识宇宙。象本身就是一种时间性、动态性、历史性、关联性、变异性存在,由此,《周易》所形成的四圣人之道的“象辞理占”,64卦与五行干支等构建的模型,与西方语言学的概念到逻辑推演,内涵外延的清晰化、对象的固化完全不同,“卦以存时,爻以示变”,一切都是动态化的、关联化的构成,离开了时间,这个体系不复存在。因此,意义的开显,就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概念或语句表述,而是一种动态的,完全时机化的、独一化的场域的展现,意义的显现,就永远是一种开放式的、创造式的。

更重要的是,《周易》的时空是一体的,空间的本质还是时间。64卦都是“时”与“位”的统一,“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地设位”,“六位时成”,“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有阴阳、贵贱、君臣、夫妻之分,但是,这种位,即空间,不是静态的、分离的,而是时间中的位,离开了时间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以逻辑和空间文化(粒子性)为主的、为根本导向的文明体系,时间性只能是其从属性存在,中国文化则是一种以历史和时间(波动性)为主的文明体系,空间性、逻辑性是辅助。时间只能是共在的,不可能真正分离,而空间是可分的,逻辑本身就是独立单元的一种组合,独时思想就是必然的。

三、 几时(初始状态)与固时(线性时间)。

绝大多数思想,都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必须体现在时间中,但是,由于时间观的根本差异,导致了人们如何体认时间、掌握时间、开显意义的重大区别。

西方文化的直线时间观在科研、生产、生活中必然体现出一种线性时间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表现为:空间化的时间思维,时间变成一种粒子性存在,在任何一种系统或事件中,时间必须是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有明晰起点的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在一种理性化的、固化的时间起点,无论是牛顿力学的均匀时间观,还是爱因斯坦的运动时间观,包括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时间观,也不管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的现象时间,都是从一种固定的、理性设计的时间起点出发,这与其逻辑起点的纯粹理性化、无时间化互补,其行为模式也必然是稳定的、固化的、明晰化的,这种习惯性行为模式,使得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社会制度民主自由,成为一种统治世界的文化。另一方面,这种时间观必然导致西方思维对非线性时间、随机涨停、初始状态的无能为力。表现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原理所导致的系统无序化而停滞,西方文化对此无可奈何;突变论对初始状态虽有论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蝴蝶效应等随机涨落问题,因而西方经济模型无法预测2008经济危机,西方哲学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种线性时间观,不管是胡塞尔的理智直观,还是海德格尔的生成、构成,还是书写、文本、踪迹、缝隙、他者等思想,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线性思维模式。在实际生活中,西方人表现出对原则的坚持,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法律、原则,语言严格,做事情时间观念很强,讲规则、程序,这样必然产生极大的物质、经济效益,从而使西方文明成为统治世界的存在。

而《周易》的基本符号阴阳爻,不仅是两种宇宙存在状态的模拟,更是时间状态的模拟,“阴阳之义配日月”,“阴阳不测之谓神”,“唯变所适”,这是一种相护交错与引发,是在“生生不息”中,体现出来的具有“至变”特征的“时”,是一种初始状态的、非线性的、随机涨落的、非理性的原生时,而不是象西方那样的现成时间质料存在,无法被对象化、实体化,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化的时间,而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领会。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周易》中华书局,1990214

《周易》四圣人之道,最根本的是“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因为辞也好,象也好,虽然可以从总体上、原则上指导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吉凶悔吝,绝不是某种可以严格遵循、一丝不苟执行的教条,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化、清晰化的具体指示条例,因为《周易》的象的根本特点正是时间意义上的动态分类,是卦爻之时空与人的行为之互动而构成的动态系统。卦主要体现一相对长的时间段的变化,爻则在适时变通的意义上展现时的运动,但这种时间段,并非具体的时间与时段,宇宙从乾坤到既济、未济,展现的是正是大化流行的不同阶段的状态与情势,每一卦对存在的象征,都不是对具体时间的客观描述,而是人于其中所形成的“时机”。所以,“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于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周易》中华书局,315

初始状态问题,包括随机涨落、非线性、边缘、踪迹、逆时等,都是西方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模型方法,大数据理论,云计算,从根本上脱离不了线性时间思维模式,因为非线性,在其本质上属于非理性思维范畴,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属于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有机统一,是线性时间与非线性时间的互成。西方宇宙论的上帝粒子模型仍然是线性的,超弦理论虽然具有波动性,但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决定了他们还是解决不了波粒二象性问题。

从现代西方哲学看,现象学虽然认真讨论了主体间性问题,但实际上仍然是单独主体的主客互动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主体间性。后期现象学虽然形成了二次、三次改革浪潮,全面探讨了他者问题,但是,我与他者,还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因为此理论最终归属绝对他者——上帝,仍然处于人神二分的思维模式中。

而《周易》完全不同,“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是以君子将以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易》中华书局,342),“穷神知化”,“待时而动”“象事知器,占时知来”,“人谋、鬼谋”,都是对初始状态的最佳掌握,更是对非线性状态的预知,只要我们对《周易》与术数文化的 起卦、布局、取象方法做一分析,就可以明显感受中西文化的差异。

这种预测可以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八字预测属于静态,以人的出生时间为基准预测一生命运,而人的出生时间本身就是一种非线性时间,是不可控的,或者是一种非理性、无意识时间,但从这种非线性时间却可以推演人的命运,属于从偶然到必然。六爻预测,是一种最典型的非理性、非线性预测,无论是“十营而八变”的大衍筮法,还是火珠林的金钱课,所成之卦完全是无意识、非理性的产物,也可以形成准确的判断。如果包括梦境预知,萨满感知,都属于从非理性、非线性时间的预测,与西方文化有天壤之别,着真正解决了初始状态问题。

而梅花易数、奇门遁甲、金口诀等则可以随意的、无意识的时间形成中,解决我与他者的共在问题。

不仅如此,“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这是一种典型的逆时思想,不仅可以预知未来,也可以预知过去,这样就把过去、现在、未来真正联系起来,就不再仅仅是统觉、先验想象力、意识滞留,而是一种真正的共在、构成。

再进一步,“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时物”就是使事物的变化情况转为动态的时机、机缘、情景,从理论本身看,西汉形成的象数易学的卦变理论,既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的推演,更是一种实践的指导原则,就是要在前面基础上,通过逆数的修炼,来改变事物发展的轨迹,这与西方通过顺时的方法实践完全不同,《周易》也讲顺时而为,但逆时而为,却是一种新思想,后来道教“顺则成人,逆则成仙”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逆修理论方法,虽然不能“羽化成仙”,却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方爱因斯坦“时间不可逆”,及热力学原理的时间导致的熵增问题,提出了挑战,这一思想如果能进一步突破,将会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所以,孟子在对历史上的圣人进行评价时,将孔子奉为“圣之时者”,就是一种最高的称赞,中国文化的境界论,道教的真人,佛教的佛,都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动态化的、多元化的存在,而不是上帝的超时空存在,这是本文的最终观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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